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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是人类数千年来的良伴，几乎所有古老文明，都曾开发出自成一格的用香文化。根据可考的历史记载，埃及是最早用香的民族，用香的起源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当时埃及人为了稳定香料来源，还曾兴起多场征战，这也难怪在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图坦卡门金字塔里，会发现许多存放各式香料的容器，由此可见香对古埃及的重要性。

在上古时期，香还是尊贵地位的象征，所以古波斯的富贵人家，多半会在自家的花园里种植茉莉、紫罗兰、红玫瑰等种种珍贵香花，以衬显其地位。在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后，从波斯带回各种珍贵香料，自此，用香也逐渐演变成希腊贵族阶级的身份象征。

至于将香的使用提升至信仰层面，则是东西方民族共通的特点。古埃及人从阿拉伯和索马里沿海地区引进芳香类树木，就是为了在宗教仪式中使用；巴比伦人为了在祈祷或占卜中引来神明关注，而有焚香的习俗；希腊人是以燃烧木头或树脂的方式，来供奉神明或袪除恶魔；至于罗马人，则会在公祭和家祭中焚香。

对延续至今的各大宗教来说，香更是一不可或缺之物，如印度教、日本神道教、犹太教等，都有焚香礼拜的习俗。至于基督教，在《圣经》里就有近三十处关于「香料」、「调香」、「香的应用」的记载；其中一则提到，在东方三贤人送给刚降生的耶稣基督的礼物中，就有两样是珍贵的香料；天主教的焚香仪式，则首见于四世纪的圣餐礼上。香对天主教的重要，我们可从圣诞节举行的子夜弥撒，由教宗亲自提拿香钵，于香烟袅袅上升之际，虔诚祝祷的肃穆庄严景象里体会得到。

中国品香文化

在中国，香的使用不但起源甚早，且与宗教有着紧密深刻的连结；这其中，佛教的用香不但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在二千余年的历史长河里，持续地发挥它深远的影响力。

虽然从考古的发现得知，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可能有用于熏烧的器具出现；但在见诸于文字的史载中，则要到周朝才有正式的焚香纪录。文物学家刘良佑表示，中国的用香文化，始于疆域的开发与对外交通的发展，从而发现并进口了香料；周朝时，由于政治的分合，在国土向南开发的过程中，又陆续发现了香料，自此用香逐渐形成周朝贵族的时尚之风。

到了汉朝，香料主要来自西域中亚及南海诸国的献贡；汉末至魏晋六朝，由于佛教的东传与盛行，焚香于是形成供养诸佛的仪轨，升华为凡圣之间沟通的桥梁；隋唐时代，由于文治武功均盛、海路交通便捷、经济繁荣、佛教鼎盛，上自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用香风气相当普遍，沿袭至宋朝，便在文人雅士间形成了以精致清丽见长的品香文化。当时品香风气之盛，从香药收入占市舶司****宗可以看出，而品香香料，又以自南洋取得的沉水香、多伽罗香最为珍贵。不过，刘良佑提到：「玩味朱火青烟的品香之乐所费不赀，以至在清朝中叶以后，由于战事四起，所以这项须配合着雅致与闲情的风雅之事，便湮没在漫天的精致的品香文化虽然在俗世因缘的流转间逐渐淡没了；但对于渴望离苦得乐的芸芸众生而言，轻缓飘邈的馨香，仍是他们寄托宗教情怀的依藉。因信仰之故，佛教于是能持续地以它强调趣向清净解脱的用香仪轨，深刻影响汉地子民，使香的传承历久方炽。

以心香供佛

谈到佛教的用香，自然是与印度的用香文化有着若合符节之处。在印度，由于天气酷热，为防人体孳生体垢、恶臭，乃将当地盛产的香木制成香料，涂抹于身，称为「涂香」；或焚香料熏室内及衣服，名为「烧香」或「熏香」。《大智度论》卷三十记载，烧香仅能行于寒天时，而涂香在寒、热天均可行之；寒天时杂以沉水香，热天时则杂以旃檀香。

佛教将涂香、烧香作为供养佛及众僧的方法之一，《贤愚经》卷三里提到，为了迎请佛陀，所以要在供养仪礼中烧香；《法华经》卷四亦谓：香、抹香、涂香、烧香等，为十种供养之数种供养。

佛教强调拈香供佛，拈香除了具有形式上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燃香礼佛者能藉此外在行仪熏染自性清净，贴近佛菩萨本怀。拈香一瓣，满室馨香；在清爽芬芳的氛围中，尘世的纷扰、纠葛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身心的轻逸、持稳；凝神静观袅袅香烟，藉此，人天的距离被拉近了，诸佛菩萨如现眼前，怀慰着众生的疾苦。香，可谓是凡界与圣者间的信使。

有具体形貌的香，虽然气韵纯润，但散发清香的时间总无法持久，亦受空间的限制难以远传；此外，对于身处异邦的佛教徒来说，要觅得一瓣好香更是有其困难。目前定居美国，并担任德州大学佛学社课程讲师的傅佩芳表示：「其实燃香供佛最上乘者，并非是一些需花大把银钞购买的珍贵香材，而是人人本具的自性心香。」在恒常的晨昏定课里，她虽不常直接焚燃香品，然虔敬之心并未因此有所减损，因为「我是以最上乘的供养，也就是以『戒定慧香』供养诸佛菩萨的。」以心香供佛，其虔敬之意不但能感通诸佛菩萨，更对自身觉性的开发大有助益，所以在佛典中，就有多处是以香来譬喻德行完满者，如香气远播，且不受顺逆风势的影响。

香在佛教里蕴藉了这么深妙的意涵，无怪乎禅宗会常引香之名，如将坐禅称为「坐香」等，以提醒我们时时刻刻不忘开发自性中的芬芳。

闻香入道

香是人类共通的经验，它能勾动我们种种美好的感受、体验；佛教的用香更是性灵升华的助缘，它能使我们在信仰的感通间荡除凡情，开发自性清净。只是走进今日「香火鼎盛」的台湾庙宇，大把大把熏烧的香烟，往往成了信众们身心的负累，常熏炽得让人不敢领教。这一方面是由于香客们使用的香品质参差不一，其中甚有不少是以有害人体健康的化学香料制成；再者是台湾的用香习惯仍有待改进，不少人仍以为香烧得愈多，愈能向诸佛菩萨表达虔敬之意。用香的迷思，实有待正信的佛教徒们以正确的言行加以导正。

香不在多，心诚则灵。一炉香，一缕烟，既可静思，又能洞察梵烟缥缈。凝神静观缕缕清烟，或笔直冉冉而上，或迂回缭绕而行；时而旺炽澎湃如坠五里雾中；时而形单孤拔如绝壁卓然静逸。潜心摄受入鼻根之香气，或馥郁、或清新、或雅致、或醇厚……香的千姿百态，如梦似幻，似假还真，一如众生实相，皆是存在与虚无相续间的泡影。透过对香的观照，能感得这层深意，无怪乎香严童子能够闻香入道、孙陀罗难陀能观鼻息出入如烟而证得圆通了。

文人对香文化的贡献

中国香文化第一次跃进性的发展出现在西汉时期。其中，以汉武帝为代表的上层统治者起了主导作用，王公贵族对香的大力推崇直接带动了对香的使用。但是，香之所以在后世能发展到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高度的艺术品质，则应归功于历代文人。

文人对香文化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香文化尚在萌芽状态时，文人们就广泛介入并给予了多方面的推助。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志典籍中，有很多记载都反映了文人对香的推崇。如屈原在《离骚》中的精彩咏叹：“扈江离与辟燕兮，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椒专佞以慢稻兮，木杀又欲充夫佩帏”。

另据东汉蔡邕《琴操》所述，相传孔子在从卫国返回鲁国的途中，于幽谷之中见香兰独茂，不禁喟叹：“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遂停车抚琴，成《漪兰》之曲。

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南海的木本香料尚未大量传入北方，所用只是兰蕙椒桂等香草香木，但文人对香的情感态度已得到了清晰的展示。

其二，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将焚香视为雅事。认为人们对香的喜爱是形而上的，是人本性的需求。朱熹有《香界》一诗：幽兴年来莫与同，滋兰聊欲泛光风；真成佛国香云界，不数淮山桂树丛。花气无边熏欲醉，灵芬一点静还通；何须楚客纫秋佩，坐卧经行向此中。

古代“学界”对香的这种高度的肯定态度既确定了香的文化品位，保证了它作为“雅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品质，同时也把香纳入了日常生活的范畴，而没有使它局限在祭祀、宗教之中，这对香文化的普及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其三，文人们广泛参与香品、香具的制作和焚香方法的改善。许多文人都是制香高手，如王维、李商隐、徐铉、黄庭坚、苏轼、陆游等。苏轼有文记:“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新和印香银篆盘”。仅文人们配制的“梅花香”配方，流传至今的就有数十种。

文人们不仅烧香，还要烧出情趣来，烧出意境来，烧出学问来。从杨庭秀的《焚香诗》中可见其大观：

琢瓷作鼎碧于水，削银为叶轻似纸；
不文不武火力匀，闭阁下帘风不起。
诗人自炷古龙涎，但今有香不见烟；
素馨欲开茉莉折，底处龙涎示旃檀。
平生饱食山林味，不柰此香殊妩媚；
呼儿急取蒸木犀，却作书生真富贵。

其四，整个文人阶层都广泛用香，从而带动了全社会的用香风气。

从魏晋时期流行熏衣开始，文人把用香视为风习，把爱香当作美名，唐宋以后风潮更胜。虽然不免附庸风雅之辈，但文人的这种积极态度确实影响带动了社会各阶层的人士，上至达官贵族，下至黎民百姓，不仅是民间，官衙府第也处处用香，甚至接传圣旨和科举考试时也要专设香案。同时，随着香料贸易及制香业的发展，香文化渐渐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